首先需要说明，我对中国乡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仅仅在乡村居住6个月，同时不是社会学、农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专业出身，阅读量也十分有限，所以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有错误之处。我所认为当下乡村所需要的，仅仅是我所见所闻而有的思考，做下记录。

另，这里只是说乡村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整个社会应该怎么做。思考角度有所区别，结论亦有差异。

相对灵活的土地政策


(资料图)

总所周知，西南多山地不适宜大规模种植，同时长江以南和青藏高原中适于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地区也十分有限。在农业生产已经在向着智能化发展的当下，地形的限制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效率的低下则会间接导致乡村的相对贫困和萧条。

中国的农业政策基础是粮食安全，这是对技术不够先进同时人口众多的工业国家来说非常合理的政策逻辑。因此会着重强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并在环境保护“退耕还林/还湖/还草”的前提下缓慢增加耕地面积。

如果对照明清两代的农业资料，就会发现曾经主要粮食产区便是今日繁荣城市集中的区域。而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优良土地会优先用于工商业，而不是农业。毕竟在平整的土地上造厂房盖楼修路都更方便，开山造城乃是下策。

所以即使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粮食亩产虽然会增长但并不成正比。因此，我认为乡村需要更灵活的土地政策，设置耕地红线是合理的，但在不适合耕种的地区设置相对较高的红线就不合理了。在省级或区域整体设置耕地区间，而在区域内则灵活分配，甚至交易配额，例如一方出土地一方出人力或财力，互相交换。

如果一片土地农民愿意种植是好事，给予补贴是应当。但如果为了补贴而种，或者为了完成任务而种就得不偿失。梯田在古代是人类为了生存运用智慧得到的成果，但在今天观赏意义肯定大过农业生产意义。与其在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上劳作，不如将资源集中高效利用。

新思维和执行人

关注社会新闻都知道，今日乡村在一些领域可谓大踏步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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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逃离喧嚣寻然纯真”的社交网络上，也经常能看到对这些现象的抱怨，“城市再不好，也千万别回去”。但是，当有学识有能力的人都离开后，这种“回潮”只会愈演愈烈，并不会自然消亡。以目前人类的政治治理水平，想要管到犄角旮旯的乡村，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开大会学文件，一遍又一遍告诉人们什么是千万不能做的。而在底线之上，则是牛鬼蛇神的世界。

其实乡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些旧时代的遗存，只是基层社会的治理不会存在真空，失去了公社、大队这种也不能说多先进的基层治理，就会有另一种东西填补上空缺。而今天，社会早已进步到可以用先进思维和工具完美替代这些腐朽制度的时候，只是消息闭塞的乡民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乡村需要新思维的传播者和实践者。这样说可能很抽象，举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张桂梅校长。虽然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不能说先进，但在一个曾经普遍早婚早孕的地区，让女童读书并考上大学就已经是足够先进的举措。

大学生村官或返乡创业者当然也属此类，但还不够，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当下的乡村需要更多各类型新思维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并且应当给予他们在城市发展相差不多的物质待遇。

更精准且有针对的数据统计和研究

针对乡村的状况，各种类型的数据统计肯定是各部门都在做的工作，毕竟这关系着很多人的成绩与升迁。但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庞杂的数据只是“工作的需要”，一级又一级要求下来，增加了基层人员工作量的同时还不会得到认真对待。因此，这些数据自然不能帮助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很好得研究决策，其在一定程度上是“无用的数据”。

另一方面，在城市治理已广泛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今天，乡村学校统计学生成绩的表格还需要一台拥有最先进算力的手机哀嚎两分钟方能打开。这种在技术上本可以轻易缩小的差距，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很容易就会导致数据的失真或失去时效性。

因此，我认为乡村需要更精准且有针对的数据统计，并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决策。

在我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间，从传媒上感受到的是城乡矛盾逐渐从不严峻但明显变得严峻但不明显，是很有意思的变化。不过这毕竟是传媒，难免有修辞所导致的错漏，因此我想要深入乡村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这种观察需求，走马观花是没有效果的；长期自费旅行则又难以负担，因此支教是很好的切入点。在目前不足一年的支教经历中，确实感受到乡村是一个社会的根基所在，而这个根基和上面的建筑不能说完美融合，只能说差异在逐渐拉大。

长期来看，随着城市化的继续，乡村萎缩是必然现象，但如何能让乡村变得小而精，而不是差到难以改变最后整个推倒重来，还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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